这天钱余又进了实验室，与三位学生一起做实验。有了“共同搬砖”的经历，学生们和钱余也越发熟络，还常常主动与他聊天。
　　“钱老师，上次来开组会的那位硕士生，他会到这儿读博吗？”
　　钱余耸了耸肩，回答道：“不清楚啊，也没见他再联系我了。”
　　学生想了想，最终还是把心里话说了出来：“钱老师，我觉得都是因为你‘太诚实’了。”
　　“你是指我毫无保留，把实验室的现状，通通都告诉他了。”
　　“对呀。”学生们纷纷点头——您老也忒老实了。
　　钱余不由得笑了笑：“这不都是有目共睹的嘛——即使我不说，人家也有眼睛、能看见啊。还不如就大大方方地承认，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说是这么说，可万一来这儿参观过的学生，最后都嫌弃实验室的条件，那岂不是很难招到博士生了？”
　　“那我也不能为了‘骗’学生来这，就把自己的实验室吹得‘天花乱坠’呀。”钱余笑着摇了摇头，“而且，这毕竟是‘双向选择’嘛——我挑适合自己的学生，那学生自然也能挑自己喜欢的导师了。”
　　三人点了点头，可忽然没有人继续开口搭腔了。
　　于是钱余问道：“你们呢？当年选导师的时候，你们应该也会考虑很多方面吧。”
　　“当然也会考虑很多，但总觉得……”学生们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当时的情形。
　　“是不是觉得自己像只‘无头苍蝇’，总有些迷茫——譬如，看似有希望的目标，自己好像又不是很想去。而一些想去的实验室，好像自己又没什么把握。”
　　“钱老师当年也这样吗？”
　　钱余不禁笑出了声：“我也是从‘学生时代’过来的呀，我当然也经历过这些。”
　　2015年3月，钱余也曾经是只“没头苍蝇”，东奔西撞。
　　当年钱余提前了十几天到校，只为在参加研究生复试之前，对有意向的导师挨个进行了解——钱余对“胚胎发育”感兴趣，于是他将学院研究动植物发育的实验室，都一一罗列出来，再细看他们的研究内容，仔细筛选。
　　虽说他在网上查到了导师的大致信息——包括其研究方向、在研课题、已发表文章、教育及科研经历等等，但导师的为人如何，课题组科研条件如何，师兄师姐们是否容易相处……如此种种，都需要钱余亲自前往实验室，才能知晓“内情”。
　　钱余首先去见了几位导师，和他们分别进行了面对面的交谈，但时间都不算久，最长的也就半个小时——不过寥寥数语，又如何能真正了解一个人呢？
　　向实验室里的“前辈们”求“指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于是钱余大胆开口询问，又“旁敲侧击”，可得到的答案却是五花八门。
　　一些师兄师姐不愿多言，只顾闷头做实验。钱余自知打扰对方，就往休息区另寻人“解惑”。
　　多数学生还是会友好回答，但他们的大部分言语，都较为隐晦含蓄，听上去像是极为公正的“套话”。这些评论对于钱余而言，帮助不大：
　　“我们实验室……算是，还过得去吧。”
　　“我们‘老板’，人还行啊……”
　　但也有少数人，能够直言不讳。更有甚者，曾直接告知钱余，让他不要考虑自己所在的实验室：
　　“我们实验室没啥钱，发不了多好的文章。”
　　“我们‘老板’人不好，你可千万别来……”
　　不过有位导师也大方，直接让自己低年级的学生，带着钱余去食堂进餐，并保证报销餐费，也顺便让学生为自己“刷刷印象分”：
　　“我们实验室相对自由吧，‘老板’不会强迫你每天必须几点到，平时做实验要用到的试剂，他也不会为了省钱就不买……至于‘老板’本人呢，有点闷，但是要求严，生起气来还真是挺凶的……”
　　这吃一顿饭的功夫，确实能打听不少。可研一的学生入学尚不足一年，接触最多的不过是“如何做实验”——而导师的科研想法、对课题的把控能力、与学生的实际关系等，恐怕只有高年级学生所说的话，才更具有“权威性”。
　　“记得那天吃完了那顿饭，我又去了另外一个实验室，顺带问了问这些‘外人’，对于前一个实验室的看法。”钱余回忆道，“结果一位师兄说的话，反而让我对那位大方的导师‘望而却步’了。”
　　那位师兄甚至有些义愤填膺：“你要是想去他们那儿，可要认真地考虑好咯。我同寝室的师兄就是他们实验室的，本来他去年就该硕士毕业了。听说研三时，他因为发文章的事情，和自己‘老板’吵了一架，具体也不清楚是因为什么。结果他就和我们研一新生成了室友，到现在都没能申请毕业答辩……”
　　学生又问钱余：“那您最后怎么选的导师呀？”
　　“也许是……我比较幸运吧。”
　　当年尹学治并非钱余的“第一意向”，但他最终加入了这个团结和睦的队伍——在钱余看来，有很多运气的成分。
　　说来也巧，钱余挑选的这些导师，都是研究“生物发育”的，但他们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专业——植物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发育生物学。而每个专业的集体面试时间，恰好是相互错开的。于是，钱余第一天上午先去了植物组，下午去的生化与分子组，晚上再去发育组。
　　虽然钱余报考的专业是生化与分子，但学院并没有硬性要求，规定考生只能在本专业内选择导师。
　　为了让每一位考生，最终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实验室，学校也算是多尽了一份力。
　　鉴于在前两场面试积累了部分经验，钱余在发育组发挥得最好——英文文章阅读流利、翻译准确，回答问题也干净利落，给尹学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两人“一拍即合”。
　　“我也只是运气好罢了。”
　　钱余对于自己当年“找导师”的表现，其实是不满意的。
　　“你们想想，我参加了三个专业组的面试，若是最终都没有导师招我，那我要怎么办呢？”
　　钱余又补充道：“对于学生来说，‘广撒网’或许算是一种‘策略’。但你们如今也接触了不少实验室，应该能够明白——其实对于导师而言，他们最喜欢招的学生，是那些能够了解实验室‘科研方向’的考生——知道导师在‘研究什么’，明确导师的‘科研想法’，并且学生能够提出自己的见解。”
　　“当年考研的时候，我要是能有这么深刻的‘觉悟’，或许就不会陷入‘被动’的局面了。”钱余笑着发出了感慨。
　　虽说钱余也看过一些导师的文章，但他也只能算走马观花，头脑中根本连不成体系。这就像地图上有几个孤零零的坐标点，但是点与点之间却没有相通的道路。
　　“钱老师，您现在也是导师了，应该用‘我们’，而不是用‘他们’这个‘第三人称’啦！”
　　钱余表示赞同：“说得有道理。”
　　“哈哈——”
　　“但是我觉得，只做到‘研究兴趣’的‘契合’还远远不够。”钱余摇了摇头，“学生能不能认同导师的指导方式，导师能不能和学生处得来……这些都是需要考量的。”
　　学生也点了点头：“我记得我来面试的时候，甚至有导师问我是什么血型和星座的。”
　　可明确了星座和血型，两人就一定合得来么？
　　“这听上去……就像是在‘开盲盒’呀！”
　　钱余不免苦笑：“可不是嘛——对于学生和导师双方而言，都是‘有风险’的。在今后相处的几年内，一旦两人起了矛盾，那么双方都不会好过。”
　　学生问道：“难道就没有解决的办法么？”
　　办法当然有——可以让每一位新生，在学院各个实验室之间轮转，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科研团队，我们称之为“Rotation”。
　　与此法最为接近的，是医学生在临床实习期间，于各重点科室做轮转。通常几个月轮换一次，便于医学生积累临床经验，同时寻找自己感兴趣且适合自己的科室，让他们顺利成为一名专科医师。
　　实验室轮转也大致如此。
　　“国内有一些高校和研究所，早就开始实行这个制度了——在一段时间内，让研一新生先去感兴趣的实验室做实验，如果学生和导师双方都满意，就可以定下来，直接开展后续实验。”
　　“如果有一方不称意，譬如新生最终对课题不感兴趣，或者导师无意招收该生，那么该学生就继续进行轮转，直至他找到合适的实验室为止。”
　　在钱余看来，如此操作，才称得上名副其实的“双向选择”。
　　在国外，研一新生进行实验室轮转，通常是必经的过程。有的学生甚至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都在不停地更换课题组。
　　“这有点像公司对员工实行的‘试用期’制度——虽然员工最终能否‘转正’，用人单位占据了更多的主导权。但若过了一定的短时限后，两者无法‘情投意合’，那么单位和员工都能恢复‘自由身’，不至于出现‘死绑在一块儿’的局面。”
　　钱余紧接着叹了一口气：“只是这个制度的实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从上级领导的政策支持，到各导师课题组、实验室的全力配合，又不能影响实验室现有课题的开展，还需要每位新生不断适应新的环境。”
　　“像我当年考的那所重点高校尚且做不到，更何况其他的普通院校呢？”
　　钱余如今就职的这家研究所，也从未制定过轮转政策。对于从外面考进来的学生而言，他们自然要面对“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的局面。而对于导师来说，自己能否与学生和睦相处，这也是一个未知数。
　　“所以只有真正进入实验室，双方共同工作，并且持续一段时间，这样才能做到‘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钱老师您说的，听上去像是个较为‘理想化’的情况——可在这现实当中，怕是很难实现吧！”
　　钱余点了点头：“确实很难。要是大伙都有‘适应期’，恐怕现在啊，就不会有那么多吵着要‘退学’的学生，也可能少了一些‘上下反目’的现状了……”
　　“唉——”三位学生纷纷叹了口气。
　　钱余也不禁扪心自问：
　　若是有一天，他也遇到像东子那样的学生——不认同自己的科研理念，或者对实验室的管理方式有异议，那他会如何处理呢？
　　钱余并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