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大部分时间的生活状态，用后来出现的一个名词来总结，就叫做留守状态。虽然我一直不想把这个词儿用在自己身上，但是我不得不承认，那时的我就是一个留守儿童。
　　父亲常年在外地工作。改革开放刚一开始，父亲就和别的人合伙搞运输，像所有大团圆结局的戏剧开幕一样，这是一个严重失败的开端。一场严重的车祸，不但在父亲的脸上和心里留下了严重的创伤，还使我们这个孱弱的家庭背上了天量的债务。年幼的我还在盼望着春节的到来，家里的成人们都在春节来临的脚步声中瑟瑟发抖。春节前债主满屋的时候该怎么过年关。
　　为了摆脱家庭悲惨的境地，父亲常年背井离乡在外工作。刚开始在建筑工地上干小工，慢慢的学到了一些电气焊的手艺，到后来自己开始承包工程。也成了那个年代里有褒有贬的词汇——包工头。
　　现在想来，那时候对妈妈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要经管着年幼的孩子，还要营务责任田里的庄稼和房前屋后的菜园。在外人看来，妈妈是家里家外的一把好手，只有我知道其中的心酸。生活的重担完全压在一个不到100斤的女人身上。长年累月在背负着天量巨债的心理负担中，承受着无休无止劳苦的体力劳动，完全看不到家庭的未来。
　　我慢慢开始懂事了。知道债主坐在炕沿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所传递出来的不耐烦和对不守承诺的指责甚至谩骂。也粗略明白了父母低声下气的哀求，包含着怎样的心酸。对于孩子来说，那时候的天空可能会有几朵乌云飘过来，但总是有阳光照耀自己。但在父母的心里面，我想应该是一直都是阴雨蒙蒙，偶尔还电闪雷鸣。
　　每年春节前，父亲都把在外务工和包工的收入，按欠款多少用母亲的橡皮头绳捆扎好，一打一打码放在一个铝制的饭盒当中。饭盒外面用一个橡皮筋将饭盒捆扎结实，再放到一个墨绿色的尼龙绸袋子里。还没等做好准备上门还债的时候，债主已经主动登门了。当债主一张一张清点着灰绿色的拾元大团结的时候，父亲和母亲一直小心的陪笑，恭敬的递烟，说着感谢和道歉的话。有的债主仔细的清点，认真的将钱揣到兜里以后，撂下一句安慰的话就离开了。有的债主甚至一言不发，将钱放进兜里以后转身就离开，肢体表达出的意思就是，只有这一次交往，以后金钱上再无往来。年幼的我当时不知卑微是怎样的一个词，今天回想起来恰如其分。大概用了三四年的时间，父母还清了接近1万元的欠款。就在一个十里八村“万元户”还是凤毛麟角的时代，简直是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
　　印象特别清晰，在送走了最后一位债主，铝制的饭盒里已经空空如也。但是那天晚上的晚饭特别香甜和温暖，妈妈在白菜炖粉条的菜里面放了一羹勺儿的澄白猪油，这是平常做菜放的猪油的四倍。
　　以后的日子，我仍然作为一个留守儿童不断的长大。直到我13岁离开农村到城市里，和母亲一起与父亲相聚。
　　即使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也总是有那些阳光透过乌云照射在头脑上，产生温暖的热量。有那么一次，在夜里已经睡熟。被父母在睡梦中唤醒。面前放着两枚黑乎乎的东西。我在半梦半醒之间。看着爸爸的脸。一张在油灯下愈发黝黑的脸，一张久别妻儿又团聚的挂念亲情的脸，我嘴里却发不出一个字来。看着面前黑乎乎的东西，仿佛自言自语的说，我不吃地瓜，我不吃地瓜。爸爸脸上马上绽放出少见的得意的笑。“这不是地瓜，这是香蕉，那你看。”边说边轻轻的掰开香蕉的一角，露出里面白色的香蕉果肉。我于是惊喜，这是我见所未见的东西，放在嘴里这个甜呢，在嘴里嚼了很久很久，都不舍得咽下去。迷迷糊糊中又睡着了，手里还捧着吃的剩一半的香蕉。
　　父亲很多时候都是过完春节就直接到城里去工地了。再回来的时候，要么是春忙时节，要么是秋忙季节。所以那个时候印象里最多的都是父亲穿着浅绿色洗得泛白的夹克，冒着春雨或者秋雨，轻轻的打开院门，踏着院里的积水走进家门的场景。父亲绿色泛白四角磨得漏了白线的旅行袋，打开后上面一层往往都是一本小说连载的杂志。小学上到四年级的父亲会读很多白字，这些杂志在扩充了识字量的同时，也在他面前展现了新的世界和道路。
　　由于留守那个时候的生病的时候父亲很少在身边。唯一一次印象深刻的还是半夜发烧。父亲骑着自行车带着我到赤脚医生的家里去打吊瓶。在回家的路上，我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身体前倾，把脸贴在父亲的后背上，轻轻地问，爸爸你害怕吗？当时月亮不在天空，天空上只有简单的星子。父亲骑着自行车载着我，穿过玉米地中间的羊肠小道，车轮又在没过草茎的小溪水中轻轻的划开白色的鱼尾纹。父亲没有说话，只回头看了看我。在车祸中，父亲没有怕过，在背负着巨债中父亲没有怕过。用自行车载着他发烧的儿子，在茫茫漆黑的夜色里骑行，我想，父亲也不应该害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