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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在流传下来的有关两邦成立之初的历史的传说中,双方各有一位伟大的领袖完成了本国的制度创建工作,其中斯巴达人的英雄名叫来库古,他打破了血缘氏族组织而划定了新的部落和选区,颁布了立宪意义的国家根本法,组建了一个包括两位国王、28名议事会成员和5名检察官在内的国家机构,同时确立了完全的全民军事化道路——全民(自由民)皆兵、军农分离、奴隶劳动、国人当兵。斯巴达邦本邦人从不进行劳动生产,专门做职业士兵,平时生活亦采用完全军营方式。相传斯巴达人从来不会抚养体质虚弱的婴儿,而他们的孩子也从不进行任何素质教育等学习——在他们的世界和人生里,一切都是为了战争。斯巴达人不断地劫掠邻国的土地和人民,以其民为奴隶(这种国有奴隶被称为“希洛特”)进行劳动,如有反抗,则立刻镇压。在公元前8世纪中期至前7世纪中期,斯巴达人对邻近国家、土壤肥沃的兄弟之国美塞尼亚(两国之祖传说是亲兄弟)发动了两次战争,美塞尼亚人大部分沦为了希洛特,被剥夺了政治乃至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斯巴达人每每自喜地将自己的野蛮制度美名为“平等人公社”;虽然就本国人来说,斯巴达内部确实很平等,但我们不能忘记,所有这些平等的背后流淌着的,是无数希洛特的血泪与羞辱。
雅典方面的英雄,据说叫提秀斯,不过此人应该生活在迈锡尼时代,故应该是后来的雅典人穿凿附会地将他命名为了自己历史上的某个英雄人物。传说正是提秀斯领导协商产生了雅典城邦,同时规定将全国公民划分为了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三个等级,后两者有政治参与权却不能出任官吏并掌握国家权力。此时雅典应该尚有国王,只是到公元前8世纪后才由选举产生的终身执政官出任国家首脑,后来改为了10年一任,再到公元前683年改为了1年一任;执政官的数量也在不断变化,到最后竟增至了9人,包括1人执掌内政、1人主持礼仪、1人统领军务以及6人负责司法。到此时,九执政体制已经达到了贵族民主制的最高峰,但仍然距雅典多数的小所有者的要求甚远,所以他们迫切需要更为广泛的民主来获得政治权力和权利,而贵族自然是不愿意分权的,于是两者间爆发了激烈冲突,不断受压迫而沦为奴隶的平民们已经感到了威胁,武装革命一触即发。
值此危难时刻,贵族出身的亲民派政治家梭伦于公元前594年被选举为了“执政兼仲裁”,开始全面而广泛的政治改革。他首先颁布了《解负令》,解除了当时所有雅典公民的债务,将已成为奴隶的人全部释放自由;然后取消了古老的贵族、农民、手工者三级等级制度,开始严格按土地收入和财产资格划分了4个等级,其中一、二等级可担任执政等高级职位,这大大有利于新崛起的通过工商业致富的奴隶主阶级,进而打击了经济上日趋没落的旧贵族的势力;再次,梭伦设立了新的政权机构,他在全雅典的4个部落中各取100人而组成了四百人会议,凡是达到财产资格的人都可以参加选举;此外,梭伦还建立了世界史上最早的陪审法庭制度,各级公民都可以通过抽签而担任陪审员;最后,梭伦颁布了许多鼓励工商业和自主创业的法规制度等,确立了新的、更积极进取的社会道德(如每个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习一门手艺,否则儿子可以拒绝赡养父亲)等。
梭伦广泛而深刻的改革给雅典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都带来了深刻影响,亚里士多德说他“采取曾是最优秀的立法,拯救国家”,恩格斯称“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
然而,改革只进行了1年,离任后的梭伦从此远洋海外,直到30多年后逝世也没有再踏入政坛。政治斗争的激烈容不下温和的改革派,梭伦提出了时代的要求,却终究没能亲手完成它。他拒绝暴利,拒绝独裁,所以宁愿选择放弃与离开。但是雅典的政局不会因这位伟人的离去而停歇,代表贵族的平原派、代表农民的山地派和代表工商业者的海岸派之间进行了更为激烈的斗争,最后山地派首领、梭伦的好友庇西特拉图在海岸派的支持下于公元前541年登上了雅典僭主之位,他与其子总共统治了雅典三十年以上,期间大力发展了雅典的工商业和奴隶经济,沉重打击了贵族势力。庇西特拉图为人宽和,对待犯错的公民十分仁厚,故其统治深得人心,在当时称为仁政和黄金时代。但在公元前527年庇西特拉图死后,继承其位的儿子却胸无大志,且十分奢侈、傲慢、残暴,不满的雅典人终于在公元前510年将其推翻。
僭主政治结束后,新上台的执政官克利斯提尼延续了梭伦的改革,废除了梭伦时期的4个血缘部落,代之以10个新的地区部落,然后将山地、平原、海岸三个政治派别的势力范围较为平均地置于10大部落当中以借机消除相互间的摩擦。随后,克利斯提尼在10个部落中各选50人组成了新的五百人大会并规定所有拥有公民身份的雅典人不分等级都能担任,这更进一步地促进了雅典民主制度的发展。
除此外,克利斯提尼还在军队中打破了血缘纽带,以地区征兵取代了血缘部落征兵的办法。但是,可能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僭主,克利斯提尼规定军事统帅必须自己出资装备自己的工作需要,同时始终拒绝抽签选举产生将军,这实际上为奴隶主上层垄断军权提供了法律保证。
克利斯提尼改革的最后一步是实行了独具雅典特色的陶片放逐法,即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是否放逐某一公民,方式是大家将定罪人的名字写在陶片上投票,如果出席表决的人数达到6000人而某人获得其中的多数票时就会遭到流放国外10年而保持私有财产的处罚。陶片放逐法显然有利于人数占优的非贵族人士,所以同样为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工具。
随着克利斯提尼改革的完成,雅典民主政治已达到了古代文明史上的最顶峰。与此同时,南方的“野蛮国家”斯巴达也通过战争而逐渐强大,他们逐渐控制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并成立了一个以自己为霸主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同一个地域内很难拥有两个势均力敌的集团,希腊世界也不会允许有两个实力相当的邦国同时存在。两强相争,一触即发。
但就在此时,一股来自东方的势力如尘埃般涌来,大有吞并整个希腊世界之意。这时的斯巴达和雅典不能继续对抗下去,大难当头,双方均放弃了前嫌,转而一致对外,准备迎接一个来自当时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帝国的挑战。
他们会成功吗?
这就得让我们的文字重新回到亚洲大陆上去了。
本章完。
日期:2012-07-1610:19:48
第二十二章埃及-西亚-希腊(13):波斯帝国
前面已提及,公元前2000年代时有一支部落与米底人一起进入了伊朗高原,他们便是后来的波斯人。当米底人崛起并与新巴比伦王国一道灭掉亚述帝国时,他们的亲戚波斯人(两者可能源于一处)尚处在游牧部落阶段并一直接受着米底的统治,这个状态一直维持到了公元前7世纪。在这之后,波斯人可能已步入了国家阶段,但尚未获得政治上的独立,直到公元前558年,波斯领袖居鲁士二世在帕赛波里斯称王,接着在5年后起兵反抗米底人。公元前550年,波斯人灭亡了米底王国,迁都于米底的首都,次年又完全灭掉了古老的埃兰王国,进而第3次迁都于埃兰首都苏撒。
波斯的迅速崛起引起了西亚各国的大恐慌,其中最不安的当属离其最近的吕底亚王国。为了遏制这个可怕的对手,吕底亚王克洛伊索斯,也就是那个横扫了希腊在小亚细亚半岛领地的君主,这时企图联合小亚的希腊诸邦以及斯巴达、埃及等国一起对付波斯。公元前547年,克洛伊索斯率先出兵开进波斯领土,双方发生了一次会战,结果吕底亚战败,波斯军趁胜追击而包围了吕底亚首都。观望的斯巴达和埃及等都没有出兵援助吕底亚,西亚强国新巴比伦王国也正忙于内乱,无暇顾及北方的战事。公元前546年,吕底亚都城城破,波斯人成功吞并了整个小亚细亚半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