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生活即将结束，但我仍然不知道未来该去哪里工作。回顾这四年的学习经历，可以说是毫无章法，浑浑噩噩，但有几件事让我记忆犹新。
　　还记得刚入学的那一天，我就深刻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当时的南京大学在江北有一个新的浦口校区，大多数新生需要在那里学习两年。我们是浦口校区的第二届学生，自称“南浦二期”。因为是新校区，各方面建设尚未完善，校门口的柏油路都还没铺好。从最近的汽车站到学校大门，有大约500米的碎石泥土路。
　　父母亲自送我去浦口报到。我们乘坐公共汽车过江，中途还换了两次车，最后才到达学府路公交车站。下车后，我们背着行李步行前往学校。
　　一路上，有几辆汽车驶过，车上应该是送新生来报到的，有轿车，也有军用吉普车。汽车驶过时尘土飞扬，我们被甩得远远的。走着走着，我们看到一位风尘仆仆的父亲，穿着蓝色的衣服和褂子，挑着两个箩筐，送孩子去报到。他的儿子空着手，低头跟在后面。
　　进入校门后，我们正准备找报到的地方，那位挑担子的父亲走过来和我们搭话。他说自己没有钱交学费，想问学校怎么办。我看见他的儿子站在后面，一副不敢说话的样子。
　　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劝他去找学校咨询。我至今仍记得那位父亲的表情，复杂得难以形容：不好意思、担忧、疲惫交织在一起。
　　这一幕让我回想起高三时填报志愿的场景。当时，老师特意叮嘱我们要和家长商量，因为需要决定是否填写自费生选项。1994年，考大学是先填志愿后考试，志愿分为公费生和自费生。如果公费生没被录取，而填写了自费生选项，就有机会以自费生身份录取，但每年学费要多交三千元。
　　有一次，我和父亲骑车回家，按照老师的要求问他是否可以填自费生。他骑着车沉默不语。大约过了一分钟，我又追问：“可以吗？”父亲回答说，他正在算钱够不够。又过了两分钟，他才缓缓开口：“应该没问题。”这让我稍稍安心。
　　然而，四年大学生活就在糊里糊涂中过去了。父母没能给予我多少指导，再加上当时的新政策正从“毕业包分配”向“自主择业”过渡，结果到了毕业季，我面临着找不到工作的窘境。我也投递了不少简历，参加了好几次面试，但都杳无音讯。而和我一起去的同学，有些已经顺利找到工作，更多人则明确了目标，要么考研要么出国。
　　我后来总结，自己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交际能力，不善言辞，导致好单位对我并不看好。
　　我的父母是普通工人，也不擅长沟通。在家里，他们经常吵架，即使不吵架的时候，和我也只是简单的日常交流，从未有过深层次的讨论和指导。
　　大学四年，我的学习态度也非常敷衍。由于对化学毫无兴趣，作业不做，实验不做，考试基本靠“借鉴”同学。而我感兴趣的辅修课程“投资经济学”，虽然认真学习了一段时间，但因为缺乏实习机会，也没能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
　　尽管家里并不富裕，但父母勉强能够负担我的生活费，所以我并不像一些农村来的同学那样为了生活去做家教赚钱。而头脑灵活的同学，要么做起了小生意，要么活跃于学生会，大大提升了他们的能力。
　　1998年6月底，毕业前的最后几天，我仍然对未来毫无头绪。直到我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是我的小表姐打来的，她比我大7岁，在东南大学出版社做编辑的工作。她问我有没有找到工作，我说还没有，于是她就介绍了一个和她有业务联系的单位，让我去面试看看。
　　于是我去面试，一位张姓领导和我聊了几句，然后就决定要我了，实习期月薪800，实习期满才会有奖金。当时我也不知道工作具体要做什么，但也没其他选择，于是就去了这家单位。
　　这家单位就是知名的北大方正集团，我工作的地方是南京分公司。
　　当时我也没想过这一次面试为什么会这么顺利，这么容易就进了这样一家知名企业。后来学会琢磨事情之后才想到，还得感谢我的小表姐。虽然她只是出版社一个普通编辑，但因为业务关系认识了张总，了解到张总有招新人的想法，就把我介绍了过去。而张总因为本身就需要人，又和表姐有业务联系，所以对我的要求就没那么苛刻了。
　　和社会的接触真的是很重要的，接触的层次越高，能看到的机会也就越多。而我父母亲那样的普通工人，接触社会很少，没什么重要的人际交往，也就很难给我提供什么帮助。我告诉自己，以后也要多多的接触社会，不能因自己太内向而不去向外接触。
　　我在北大方正南京分公司工作时间并不长，但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对我今后的工作与人生选择都有很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