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初的惠州火车站，到处都是背着军绿色或是四川人称之为“蛇皮”的大包的外来务工人员，包鼓鼓的，手上提着杂七杂八的东西，甚至脖子上也挂着一个大大的水壶，脸上带着些许疲惫，不知前往何方匆忙走着。偶尔也有穿戴比较整齐，穿着短跟凉鞋，裙子的女士在候车大厅穿行而过。买书奇在爸妈的带领下匆匆的穿过地下通道，再走上过站天桥，路上妈妈桂英不断的叮嘱着书奇：这是你第一次单独走这么远，刚小学毕业，爸妈不在身边，你一定要跟着那个老人家，嘴巴一定要甜一些，她也带着孙子，肯定有许多的东西要拿，你要有眼色，手脚麻利一点哟。钱一定要保管好，在车上就用衣服包里的散钱就要得了。书奇不断地点着头，还弯下腰，往四周瞟了瞟，把放在袜子里的钱往下塞了赛，按住那卷上还有些汗臭味的钱，再把袜子往上提了提。绿色铁皮的火车静静地停靠在站台上，蓄势待发，跟周围匆匆的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妈妈先带着部分行李和书奇跟着老奶奶一大家子人从拥挤的客流中挤上了火车，然后迅速来到车厢靠窗边，用手接着书奇爸爸从火车下面递上来的一个大的装的鼓鼓的行李袋，里面装着的可以算是书奇在广东读四年书的所有行李，除了书奇脚上穿的那双新买的运动鞋和两天前妈妈买的体恤衫，其他的衣服也已经穿了多年了，其中部分也还是哥哥书鸿穿过的旧衣服。在爸妈不舍地不断挥着手告别中，火车“杠杠杠”的几声，再几股白烟后，火车缓慢地向前行进了，书奇虽然也好小，但是也到了上初中的年级，他从小就很能体会父母的不容易，对家里力所能及的家务，也是技能帮父母分担，与父母尤其是母亲的感情极深，但不知道怎的，这次与父母的远离，他竟然没有流泪，但他能感受到，一向坚毅沉稳的父亲，肯定是落泪了，只是没有让书奇看到而已。
　　哥哥书鸿初中还未毕业就辍学了，虽然他小学成绩还算是出类拔萃的。但到了初中，他好玩好吃的天性似乎是彻底释放了，他会经常性的在学校食堂赊上一分粉蒸肉，或者一份扣肉，导致一个月原本就不多的生活费，一个月还未到一半就已经花完，而其他同村的伙伴一般是不舍得这样“大吃大喝”的，不然，回去了肯定是要被父母给狠狠收拾一顿的。等到了月底，食堂的老板李平会经常性的在乡上的茶馆中，找到正在打麻将的父亲治旭，然后还算是较为恭敬地向治旭索要书鸿这个月的生活费。治旭这个时候还是乡上农技站的农业技术员，在那个县高官今年说全县种土豆，明年全县种橘子树的年代，治旭的这个农业技术员还是很吃香的，他不仅负责全乡的农业嫁接技术，同时还负责保管全乡的炸药和雷管，给修果园拉石头的大货车师傅写每天拉石头的数量也由他负责，所以，在乡上还算是有些脸面的人物，在村里就更不得了了。治旭听到又是李平来要书鸿的生活费，颇有些不满的略微回头说，等下个月再说，便不再看李平了。李平虽心里不满，但不也好发作，等走了一段距离后，便开始骂骂咧咧起来:当个锤子的技术员，自己娃儿的生活费都一拖再拖，球本事没得，还天天在茶馆蹲起，临走时还忿忿不平地朝地上吐一口口水，仿佛也只有这样心里才会舒服一般。
　　书奇的父亲，买治旭，83年参加高考，虽然落榜了，但是在那个年代，高中生还是比较吃香的，也算是金庙子村第一个高中生了，不过，落榜对于一个辛苦准备了三年的高中生治旭来说，怎么都算不上一件让人开心的事，回到那'烂包”的家中，治旭便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房子后面的排水沟中，一声不吭地用锄头卖力地挖着，直到后来得知县里有招聘开始，治旭手中的锄头才放下来，第一时间坐上去县里的班车，怀着忐忑紧张的心情参加了县里财政局的统一招聘考试，根据治旭自己的说法，考试当天，他发现自己的考场出现了一个他的高中同班同学，更为致命的是，他的这个同班同学是当时县财政局长的侄儿，治旭便知道，自己已经过关无望了，而且卷子上的考题：用算盘计算出99999*11111，治旭对这题也是毫无办法，便毫无疑问的再次与财政局擦肩而过。不过，后来参加县里农业局的招聘考试倒是十分的顺利，在农业局领导让治旭选择到哪个乡去工作时，治旭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他自己的家乡，三湾乡。
　　治旭是一个典型的南方的农村汉子，稳重坚毅，吃苦耐劳那更不在话下。作为60年代出生的人，是有着特殊经历的，地里田里的农活他都是一把好手，初中毕业时，就能够帮助父亲，也就是书奇的爷爷肩挑背磨，上学回家后第一时间就会去帮助父母捡狗粪，割猪草。但由于治旭的父亲在87年，也就是书鸿出生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全家的重担就落在了他的身上，是家里名副其实的顶梁柱。但治旭也有着金庙子村人的普遍问题，喜欢打麻将，蹲茶馆，得过且过，没有什么忧患意识，对这个家庭的未来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划，更谈不上为这个目标努力奋斗的思想了，他对自己孩子将来理想的职业跟天底下觉得部分的农民一样，无非就是医生，教师这类的旱涝保收的‘铁饭碗’，而他的孩子是否能够达到，书能否读出来，他似乎没有那么关心，总觉得是那一块料，管不管都能读出来，如果不是那块料，怎么费力，也都无济于事。治旭在想，或许自己有着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毕竟自己还是金庙子村买家湾第一个高中生，还是乡里的农业技术员。金庙子村距离镇上也就一两公里地，平时下班了，治旭总是会像一般乡里干部一样，穿着不十分亮但很体面的像黄牛皮颜色一样的皮鞋，咯吱窝下夹着厚厚的一扎报纸，从乡上到买家湾家里的路上，跟村里的每一个人热情自信的打着招呼。当距离乡上很远的，其他靠山的乡村的人们，都开始向广东江苏进行劳务输出时，每到过年，那些没有怎么读过书，却依靠打工，使得家里光景一年比一年好时。治旭却仍然沉浸在他每天优哉游哉的生活之中，“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半天”，或者有时间就会溜到街道上的茶馆中打上一会麻将，抑或是下班后，跟同事三五成群，下到馆子里或者到某个村干部家中兴高采烈喝到酩酊大醉，头重脚轻，摇摇晃晃地回到家中，总是会因为到处乱吐或者乱发脾气而跟桂英大吵一架，有时甚至会拳脚相向。直到2000年初，全国范围内的下岗潮来临之际，治旭的命运甚至说治旭这整个大家庭的命运都开始迎来了转折。面对这股历史潮流，治旭没有经得住冲击，他这个时候已经有了第二个孩子，也就是书奇，在那个“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的年代，超生子女也就意味着下岗，或者治旭可以让婆娘桂英把书奇带到外婆家去躲躲风头，但治旭却并没有这么做，桂英仍然背着书奇出现在了三湾乡的街头上，这还不是最致命的，因为治旭的一些同事也有超生的情况，甚至超生了不止一个，或许是这个原本就已经烂透了的家庭条件，无力去上下疏通，也或者是治旭这毫无忧患意识致命的性格，这也就是大多数农村孩子的悲哀，当遇到大事后，自己没有那般应急的天赋，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贵人会指点指导你，面对大风大浪，只能一个人直挺挺的被淋得狼狈不堪。或者说治旭压根就没有想到，这股浪潮会实打实的拍到他的身上。直到因为家里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因为修了房子而欠下了一万多块钱，债主隔三差五的上门催债，在书奇舅舅的不断建议下，治旭才放下了他那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尊严，跟着书奇舅舅来到了广东，开始了肩挑背磨，扛包卖力气的活路，用书奇母亲的话来说；你爸爸是从2003年起，才算是真正开始吃苦的。
　　书奇爷爷去世时，还有两个叔叔弟，二爸治秒，幺爸治武，二爸治秒从小就因为发烧不退，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而患下了脑膜炎，同时还患着羊癫疯，有时候会突然躺在地上，全身发抖，口吐白沫，过了一会，清醒以后像没事人一样，但老天爷把两种病同时降临在这个还不足十八岁的汉子身上时，同时在这样的家庭条件下，也就注定了治秒悲惨的一生，为了他的病，治秒的父亲在生前带着他跑了不少的地方，也是因为没钱，治秒还不得不吃了一些土方子，也全然没用，治秒自己为了能顾强身健体，每天早上就天蒙蒙亮就起来在房屋前的那颗苦柳树上做着引体向上，每天如此。他因为这两个病留下的后遗症，给他一辈子都带来了不可挽回的伤害，包括他自己，他的女儿书乔，和小儿子书习，当时全家都在为治秒能否找到一个愿意嫁给他的婆娘而忧心忡忡。
　　幺爸治武同样遗传了这个家庭吃苦耐劳的精神，什么苦都愿意吃，什么累活都愿意干，但是或许是因为家庭条件实在太差的缘故，或者是由于孩子天生爱玩的缘故，学习早就不在学习上了，反而在打扮上很是用心，让大哥治旭和母亲费了不少心，但不得不承认，还是小伙子的老幺治武确实生的一副好人才，当治武在初中毕业到外面打工时，不过几年，就给他的老母亲竟然带回来了一个好看的儿媳妇，或许是治武踏实肯干，愿意付出吃苦的诚心打动了姑娘，不管怎么说，对于他们这样的一个家庭，不花一点彩礼，也没有置办什么家具甚至连一床像样的棉被都没有的情况下，能够带回来一个愿意死心塌地地跟着治武，并且贤良淑惠的重庆幺妹，这也算是给这个不幸的家庭带来了不小的安慰，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一点也不为过。或许是他们那早去的父亲冥冥中的保佑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