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社法|院十分简陋，原来是一所民房，不到十平米，布置得和学校的教室差不多，下面全是破烂的木桌木椅，只有宁庭长一人在主持工作。
　　法|院进不去，我趴在窗户外面听审。
　　当时宁庭长坐在讲台上，满脸严肃，面朝着坐在最前面的人。
　　“你们有什么想说的，一个个慢慢说。”
　　只听玉芬婶哑着嗓子说：“不管你们说啥，我还是要离婚。虽然何三婶娘不愿为我作证，但她也不该帮着成光他们一家，欺负我一个孤儿寡母。”
　　说着掂了掂怀里的孩子，换个手臂抱着。
　　“你对他们有意见，但也要说真话！欺人不欺天，你说他们虐待你，不给你吃的，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我看见他们有好吃的都让给你，秀姑还经常对我说对不住你们，让你们饿肚子。”
　　母亲看着玉芬婶的眼睛，义正词严地反驳。
　　见她不出声，便接着说：
　　“其实，玉芬你也不是坏人。想离婚也不是你的本意，饿着肚子又要喂娃，这种苦日子任谁也扛不住啊。我能理解你，但你不能让我作假证，我会愧对天地祖宗的。”
　　玉芬婶听了母亲的话，嚎啕大哭，边抹着眼泪边说：“婶娘，我一向敬你，你就替我说句话吧。这日子我是一天、一分都过不下去了。”
　　“你叫我说什么好呢？结了婚，本来就是夫妻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遇到困难，两个人就该想办法同心协力去面对，去解决，而不是离婚逃避现实生活。要我说，这种苦日子熬一熬就过去了，我们几代人哪个不是这样过来的。人一辈子会遇上多少麻烦事，总不能一遇上就想着离婚吧？离婚不是小事，你娃那么小，还没断奶呢，让她这么没了爹咋好呀？”
　　母亲又是晓之以理，又是动之以情，玉芬婶只是拿手帕抹着眼泪不说话。
　　宁庭长便转向秀姑和成光舅，问道：
　　“弟妹要离婚，你们老大成楚知不知道？”
　　成光舅老实地答：“还没跟他们提起过这事。”
　　宁庭长便说：“这样吧，你们先回去，我去找廖主任先批两包奶粉，怎么说你们也是县城的干部家属，这事你哥要是不好说，我去帮忙说。”
　　玉芬婶只好极不情愿地跟着成光回去了。
　　母亲和秀姑两个走在后面，愁眉苦脸，沉默走了一路，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
　　玉芬婶从法|院回到家，便急吼吼地收拾衣服，嚷着要赶车回娘家去。
　　秀姑也不阻拦，只是让成光舅抱着娃去圩上送她一程。
　　等他们小两口走了，秀姑便进我家找母亲，感恩戴德地说：
　　“要不是你在法|院替我说话，玉芬说她坐月子的时候，我们拿野菜饭喂她，她说的一句不假，我都不知怎么辩解。这样的食物，不是刻薄是什么，我真是人老不中用啊。”
　　“她闹一下也好。让她知道你们不曾亏待她，都是真心对她好的。希望她回去娘家后，过些日子想明白了，心思转过来，从此一心一意跟着成光好好过日子。”
　　母亲还想对秀姑说些宽慰的话，我却着急我的鱼线。
　　在一旁扯了扯她的衣角，哀求说：“阿妈，你给我一角钱，我想去买鱼线和鱼钩。”
　　可母亲生气地拒绝了。
　　“大人说话，小孩插什么嘴？你能钓什么鱼？还不带弟弟一边玩去。”
　　我倔脾气也上来了。
　　她不给我钱，我就站着不走。
　　秀姑见我懊恼的样子，便劝母亲说：“你家老三想钓鱼，是件好事，他是想去找吃的，你还是先把钱给他吧。”
　　母亲见秀姑这样劝，便极不情愿地转身进了房间，从荷包抽出皱巴巴的一角钱。我没等她递给我，忙扯过来，撒腿就往圩上跑。
　　弟弟跟在我后面喊我，我也不理他。
　　钩和线买回来后，我折了根杨桃树枝作鱼竿，挪了挪大水缸，抓了底下几条蚯蚓当鱼饵，放在一个透明药片玻璃管里头。
　　准备妥当，覃福哥便捎着我去钓鱼。
　　从他家门口往西走不到五十米远，隔了几户人家便是荷塘。
　　荷塘里荷叶茂盛，荷花却是少见，偶尔也有一两朵白的粉的荷花，也是羞答答，始终长不大的花骨朵儿似的。
　　他很熟练地往钩子上穿蚯蚓，他的钓线是自制的，一般栓有两口钓钩，半寸长的鱼钩是专门用来钓鲫鱼的。
　　覃福哥大约是与生俱来对抓鱼有感觉的人。
　　他能根据水面上浮起的水泡判断该在哪个窝子下钓，有时轮流转换，动作潇洒，一气呵成。
　　很快便有鱼上钩了。
　　他竟然一次性钓上来两条鲫鱼，一条大的半斤来重，小的也有二三两。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乐不思蜀！
　　刚开始我钓鱼并不顺畅。
　　当我把蚯蚓挂在鱼钩上，甩向河里的鱼时，小鱼儿一哄而上，我则手忙脚乱赶快扯线。最初十有九空，连最小的鱼都钓不起来。
　　经历多就渐渐明白了。
　　成群的小鱼太多，咬不上钩。后来专门找了几个大的独行侠，勉强能钓上几条。
　　覃福哥教会我以后，我没事就出门钓鱼。
　　那时，农村的河水很清澈，映着河底青苔，小鱼在阳光底下窜来窜去，一眼便暴露它的身影。
　　河沟旁的杂草里往往长着地角皮。
　　颜色碧绿碧绿，绿得几近透明，非常柔软，晴天时消失，雷雨天便猛长，有时能长到拳头大小。我看见有些妇女提着竹篮来捡，捡好了顺手在河沟里淘上几遍，撇去里面的碎草屑。
　　有鱼钓的时候，我也不觉得饿。
　　渴了就用荷叶做瓢舀水喝，饿了就找树上的果子，或是嚼草汁。
　　我们像空中的小鸟一样，自由自在的活动。放了暑假的夏天，我和弟弟仅穿着短裤头，赤着双脚，早晨六七点出门，下午三四点回家。
　　往往回到家时，额头上一层盐霜，浑身皮肤晒得黝黑晶亮，身上连痱子都不长一个。在外头吃饱了，我们也不缠着母亲喊饿，有吃的我们就吃一点，没吃的就洗了脚，早早爬到床上睡觉。
　　夏天傍晚，大人搬了竹椅到院落乘凉，我和弟弟却在蒸笼似的房间里睡得憨憨地香。
　　秀姑曾问我母亲：“他俩这样睡在房里，也不怕他们中暑？”
　　母亲笑着答：“两个小子身体凉凉的，一点汗都没有，睡得香呢。”
　　其他婶娘听见了，便说：“这俩成天到处跑，吸收日月精华，生病少。”
　　就这样过了一段日子，突然有天晚上刮起了冷风，又连绵下了好几昼夜的雨，快入冬了。
　　我便听见秀姑坐在矮凳上，拿手帕抹着眼泪，对着母亲哭诉：
　　“我们家穷，留不住人。这次回来，玉芬还是坚持要和阿光分手，他俩刚拿的离婚证，玉芬在家里收拾东西，阿光也没话讲，我这个做娘的是火烧乌龟，痛在心里。”
　　母亲听得一愣：“前几天不是见她从娘家回来，两人和和气气的，也不吵架，怎么说离就离了呢？我去问问她怎么回事。你先坐这里，消消气，气出病来就不好了。”
　　我们便跟随着母亲来到玉芬婶的房间。
　　成光舅背对着门睡在床上，一动不动，玉芬婶则在大红木箱翻找着衣服，刚满百日的娃裹得严严的，放在床板上，睁大着眼睛四处转，不哭也不叫。
　　母亲进了屋，顺手把娃抱在怀里。
　　“花花真乖，你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气得阿妈要离开你？”
　　玉芬婶听见母亲这话，走过来，从母亲怀里抱走孩子，又往床上扫了一眼，便说：
　　“这不关娃的事。我和阿光是好聚好散，但娃是我心头上掉下的肉，我会带走，不让她在这里受苦。”
　　母亲见她口气坚决，也不再劝她，只是说：
　　“木已成舟，我就不再劝你。但我还是要多嘴说一句，一个女人家带着个孩子，就算再结婚，也会有气受，再亲也比不上亲爸。今后你有为难的事，讲给我听，该帮的我一定会尽力。”
　　玉芬婶道了声谢。
　　母亲见再劝无益，此地也不宜久留，便带着我们又转回家了。
　　没过多久，秀姑的大儿子听说升职了，要搬到市里去，还给成光舅在玉柴石油厂找了份工作，于是秀姑也跟着儿子们搬到玉林去了。
　　秀姑临走那天握着母亲的手依依不舍。
　　“你有空就上市里去，路过市政|府那片地，一定到我家坐坐。我们俩还是谈得来的。”
　　母亲也说：“山不转路转，真有这机会，到时候把我家种的新鲜东西给你带上，让你尝尝。城里的菜都不新鲜。”
　　再往后，听说玉芬婶在娘家那边找了个卖豆腐的再嫁了，日子过得也是勉勉强强。
　　人的命运就在一念之差，天差地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