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早在一个月前，太常寺丞萧贯就已经呈报了正旦一应礼仪的筹备计划。
　　因先帝驾崩，还在丧期中便一切从简，太乐署和鼓吹署就没有得到相应的安排，倒是宗庙祭祀一类的活动安排了不少。
　　起初萧贯在呈报的劄子中提出，宗庙祭祀一事杂事繁多，除主庙外，需由一位德高望重的宗室坐镇，并建议由定王元俨代皇帝出面主持次庙祭祀事宜。
　　结果奏议还没有呈递到中书省，就已经被吕夷简插手压下，并且没有给出任何理由，一来二去就把事情耽搁了许久。
　　王曾听闻此事后，连忙命人求来王凝之的《淳化阁贴》真迹亲自送到了定王府。
　　期间还提出可以将冯承素、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四人临摹的《兰亭集序》真稿暂存于王府中，只为换取对方一个承诺。
　　那日柳铭章刚好在观摩这四幅《兰亭集序》临摹稿，只是才刚打开冯承素的那一幅，还没研究够就被告知四幅真迹马上要被移到别处去。
　　按理说来，这些临摹真迹都是抄没的赃物，应该先放置于皇室的某座行宫内丢个几年，等皇帝赏玩够了，再作为有功臣子的赏赐送出，如此方为常规操作。
　　只是眼下案子都没有办完，就着急忙慌地将这四幅临摹稿移走，根本不需要问及旁人怎么看，便能猜出此事必有蹊跷。
　　一番旁敲侧击之下，柳铭章这才知道，原来这四幅字已经被王曾暗箱操作变相送给了“八大王”，给他气得直咬牙跺脚。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之所以牛逼，是因为这篇文章恣意洒脱、行云流水，既赋于山水游乐间，又抒发人生感悟。
　　最精妙之处还在于他的笔法，通篇一共有二十个“之”字，再加上王羲之的“之”，一共二十一个。
　　而在每个“之”字上，王羲之都用上了不同的笔法，契合他的行文结构，丝毫不显突兀。
　　相传王羲之这篇《兰亭集序》真迹曾被唐太宗李世民重金求得，随后便爱不释手。
　　据说他与文德皇后的好些儿女都临摹过，其中自然也包括唐高宗李治的老师——褚遂良。
　　只可惜，在唐太宗李世民驾崩以后，《兰亭集序》真迹便不知所踪了。
　　有坊间传言说，李治将这幅真迹陪葬了李世民与文德皇后合葬的昭陵。
　　但是据欧阳修这老小子写的《新五代史·温韬传》记载，说温韬这位摸金校尉在朱温篡唐以后寻便了唐代各朝帝王大墓，除了袁天罡和李淳风一起为李治与武曌选的乾陵外，几乎逛遍了唐代的帝王陵寝。
　　大概在乱世之中书法字画并不那么值钱，于是温韬只把金银财宝充作军资，其余书法字画悉数传入民间。
　　对于欧阳修的说法，柳铭章一直觉得这货是十足十的“张口就来”。
　　因为编写《旧五代史》的薛居正提到，温韬只在担任耀州节度使时，将辖区内的帝陵摸了一遍，但李世民的昭陵并不在他的辖区范围内。
　　要知道，一千年后的军阀孙殿英，带着几千人去到清东陵连挖带炸的还搞了许多天才得手。
　　换做唐末五代那种割据乱世，温韬就不可能带着几千人堂而皇之地穿州过境去挖昭陵。
　　即便能挖出几大车的宝藏，这么大的行动，人家李天下可不瞎，保不齐他前脚刚刚得手，后脚就被守在外头的秃鹫给叼走了。
　　所以，《兰亭集序》的真迹一定还在李世民的昭陵中。
　　不过嘛，欧阳修撰写《新五代史》时，把温韬进入昭陵的所见所闻都描绘了一遍，浑然像是化身成为摸金校尉手中的大白鹅。连钟繇的书法摆在那儿？王羲之的书法又摆在哪儿？它都能一清二楚……
　　果真让人拍案叫绝。
　　或许欧阳修唯一的功绩，就是打消了后世不少反王军阀再想挖唐昭陵的念头，此刻还真不好判断他究竟是有心还是无意。
　　想到这里，柳铭章倒觉得将来等欧阳修出仕修史时，可以抓来问一问。
　　至于这个“八大王”，他是赵祯的八叔，也是真宗赵恒的八弟，赵元俨。
　　说起赵祯这个小叔叔，不管正史还是野史，都对其着墨颇多，他也是太宗遗留下来除了真宗赵恒以外，最有分量的一个皇子。
　　赵元俨天资聪颖，最是擅长诗词书画，往往只过一目就能将事物描绘与白纸之上，深得太宗赵匡义的喜爱，每次有宴会，赵光义都会把他带在身边。
　　坊间曾有传言说，太宗皇帝有意将皇位传与他，要不是这位“八大王”不喜权术，结果太宗亦不勉强，否则当今官家谓谁尚不可知。
　　真宗皇帝当太子时，许是知道自己皇位是亲弟有心相让，更是对他礼遇有佳，每每收集到好的墨宝，总是第一时间送给他，更是在自己即位以后让这位弟弟当宰相，这份真挚的皇家兄弟情一时间被传为佳话。
　　只不过，对于这位“八大王”的境遇，自古以来但凡皇权太盛，对于臣权来说就不是什么好事。
　　所以在他当了宰相没多久，便闹出了宫婢纵火案，导致赵元俨被撸掉了宰相的官职。
　　站在这个角度立场上来看，吕夷简会出手压制赵元俨，完全是因为那个看不见却摸得着的——臣权。
　　从柳铭章第一次见到赵祯那一刻起，他就想要改变宋朝这种情况，只不过当时他还没有非常清晰的方向。
　　随着时间日久，他也逐渐适应了宋朝的生活。
　　但在所见所闻中，他发现宋朝的问题绝不仅仅是重文轻武这么简单。
　　在国朝官吏制度和官员俸禄体系上呈现出一种头重脚轻的局面，这才是症结所在。
　　而到了仁宗朝时，北宋建国已经六十多年，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
　　可是同样在这六十多年的时间里，官员体系已经发展得很稳固，想要打破这样的体系无异于户口拔牙。
　　在了解到开封府衙役月俸的时候他曾算过一笔账。
　　按照北宋的盐、茶、酒、米各税，每年大约有四五千万贯的收入，平摊到老百姓头上每人每年才一贯而已。
　　就拿仁宗朝来说，若是老百姓想要活下去，每月需要有两贯钱的基本开支，余下部分才能作为积蓄。
　　然而事实上，大宋的很多老百姓每月根本挣不到两贯铁钱，比如像武大郎那样，虽然他每月卖烧饼有六贯钱的收入，但他那个时期一石白米需要两贯铁钱，这跟仁宗朝拿两贯收入的农民没有区别。
　　偏偏能够决议这个问题的官员，是拿着两三百贯月俸的宰相、三司使、还有一百多贯的知府、六部官员等。
　　所以眼下唯一的一条出路，也是柳铭章能想到的出路，便是——“以皇权打压臣权”。
　　他知道明朝之所以灭亡，就是因为后期臣权太盛导致皇权能做的事情太少了。
　　要推倒臣权就必须集中皇权，而皇权太盛又容易被权臣蒙蔽继而篡夺……
　　想到这里，柳铭章心中便有了定计，只是不知道传闻中的八大王究竟是真病还是假病，但不管他真病假病，也是时候就吕夷简和王曾“假公济私”的问题说道说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