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漕运再阻朝议海运起波澜
　　海漕试运众志成城不言败
　　漕运是封建王朝的生命线。道光五年（1825年）五月，运河梗阻严重，漕运延误。按惯例欲以米易换成银两，称为折漕，以停运治河，英和再次提出海运。陶澍亦上奏：折漕与停运均不可行，折漕之银数额巨大，必然造成民米难以出粜，而谷贱伤农。建议以海、河运漕并行为宜。待到秋冬时节，挑挖运河，以备来年湖水益增。道光帝觉得言之有理。
　　道光帝命地方官员仍旧用引黄济运、盘坝接运的老办法治堵无效，致使白白花了120万两帑银，道光帝大怒之下，降调处分了两江总督魏元煜等人，派琦善任两江总督。
　　海运之事多次朝议，曹振镛等众大臣都说因没有先例而大言不可。
　　清代的南北贸易、京师漕粮仍以运河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大运河在清代的作用，就显得更加重要，同时，许多问题也都集中暴露出来。
　　首先，运河年久失修，河道日渐窄浅，有些地段竟成为了“死河”。严重影响了南北的运输。加上旱涝灾害及湖堤决口，造成河道不畅，以致漕运屡次受阻。多年来，朝廷不断拔出专款用于修理河道，采取“蓄清刷黄”、“束水攻沙”等措施确保漕运。地方官员也将治河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但也只能解决一时问题，难以根治漕运不畅顽疾，收效甚微。治河成了当时许多地方官员的最主要工作。
　　其次，漕运是国家经济的一件大事，多年沿袭下来，在营运上也形成了漕员冗斥、旗丁勒索、浮收严重、衿生抗漕、刁生包漕等许多弊端。漕运之利上不归国家，下不属百姓，其间中饱私囊者大有人在，上至贪赃枉法的高官大吏，中有无数层层关卡巧取盘剥，下到多代世袭的船户割锯赢利，许多帮粮船舵设教立派，敛财滋事……。结果造成漕粮成本的不断提高，以致官民交困。漕运不畅此时已经是个急待解决的大难题。
　　其实漕粮海运，从秦代开始就早已有之，在元代还曾大规模运行。元初的大运河运量小，劳役大，就远不能满足朝廷的需要，加之大运河经常因黄河水泛滥而被泥沙淤塞。因此海运曾在元代一度占据主要地位。海漕船吨位大，但是在海上抗风浪能力很差，无龙骨的结构也使船只容易在海上散架。因此失事的海上翻船比例高，损耗大，风险也较高。到了元末明初，倭寇猖狂，朝廷才改为通过较安全和便于防护的内河水系运粮。仅从造船、航海技术而言，明朝就是具备规模海运条件的，郑和船队浩浩荡荡七下西洋远航就是一个例证。但是经过元代的海运失败，奠定了运河在明清的南北主干线地位，明代甚至将大运河就直称为“漕河”。但是，每到河运受阻之时，各朝又都会有海运之议。
　　河漕、海漕曾朝议多次，均以海运暂缓而终。河漕派多是一些有权有势、思想保守的大官僚，海漕派则多是一些主张改革的小官吏和知识分子。
　　英和慷慨陈辞，认为海运、折漕二事是大势所趋，上奏《筹漕运变通全局疏》：治理河患与河运漕粮不能同时进行，只有先暂时停止河运以便治理水患，同时雇募海船以用于海运漕粮，而主管官员不敢海运，一是顾虑商船到津难以卸货交接，二是以前漕运的各等工种将难以安排。英和还提出了许多细节上防弊处置的方法对策等等。
　　漕运多次朝议。道光帝这次也谨慎了许多，说：“海漕之事朝议多次，朕也是决心难下，现在运河受堵严重，船帮淤滞，而商船从江浙北上，直上山东、直隶，每年载货往来数次，看来海漕也未必不可行，众看卿有何看法？”
　　曹振镛上前一步，手捧黄匣，高过头顶，大声说道：“海运漕粮慎行，理由有七：一为前无先例，实不放心；二是经费巨大，难以以筹措；三海船装运易发霉变​；四军船与海船交接，多有不便；五沙船是否受雇，尚无把握；六旗丁不谙海性，如遇风浪，后果不堪；七河运设施闲置，造成浪费，大量旗丁河工难以安置，容易造事。臣以为还是以浚河漕运比海运更为稳妥。”一些大臣随声附和。
　　英和早有准备，从容地说：“国家承平日久，东部海域往来与内地无异。海盗出皆出闽、浙，其船锐底深，北洋水浅多礁，非船平底熟悉沙线者不能行，所以南洋海盗不敢越吴淞以北。大洋飓风都在秋冬，春夏多东南风，并无风险。商船既可平安往来，河运抵通州还需时数月之久，米多霉变，但海运仅需十日，何虑之有？因此风飓不足疑，盗贼不足虑，霉湿侵耗不足患。”
　　那些附和曹振镛的大臣们，觉得英和说得有理，有的退了回去。英和接着说：“以商船代官运，则舟不用造，丁不用募，价不用筹，因此事到如今，只有海运漕粮才是上策，臣力请暂顾海船以分滞运，同时内地才能全力治河、固坝。”
　　道光帝说：“英和说得有道理！”
　　众官沉默了一会，曹振镛说：“如若海运，事关创始，必先完备章程，如宸断施行，只怕再出事端。”
　　英和说：“海运目前乃权宜之计，试行后再定章程也不为迟。”
　　曹振镛说：“试行海运？万一出了差错，谁来承担？”
　　“臣愿以顶带花翎担保成功，如出现差错，臣愿革职谢罪！”英和面向道光帝跪下说。
　　英和在上朝前已下定决心，说服群臣通过海运。有了以前屡屡受锉的经验，知道先试行，后定制，才可行。英和以前的谏言大多半途而废，海运一定要成功，也就做成了一件大事。
　　道光帝终于下诏令各省拿出具体方案来，以试行海运。但是大多省份都推诿说不方便，朝廷内外都在纷纷议论阻挠。
　　就在海漕再次就要被搁置之时，已任江苏巡抚的陶澍力排众议站了出来，上奏表示赞成英和的海运方案，并毅然请奏亲自着手试办海运。陶澍以海漕的大势所趋得到了当时的两江总督琦善支持后，会同贺长龄、魏源等人反复商议细节及具体方案，并为海运之事，将海运路线分为六段，附图上奏。道光帝朱批：“所奏均悉。图留览。”陶澍为海运之事多次上奏，道光帝看到准备和如此充分，也增添了试行海漕的信心。批准陶澍的“拟拔苏、松、常、镇、太五地糟粮酌日海运”方案。
　　为了顺利完成海运，陶澍会同贺长龄、林则徐、魏源等人作了充分准备工作后，给英和回信：“请大人放心，海运试行一定成功！”
　　在江南已任职数年的林则徐对漕务之弊有深刻认识，曾多次与江督魏元煜商讨海运之事。陶澍接受林则徐、陈銮的许多建议，颁布实施了《约束水手章程》，完善了漕运制度，保证了漕运改革的顺利实施。
　　陶澍先派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到上海调查船商情况。上海一带有一支强大的沙船帮，估计有三千五六百只，再加上浙江蚤船、三不像船及开津卫船，则数量更多，船只坚实可用，船户主要从事上海与直隶、东北间的海上运输，完全有北运漕粮的能力。船只虽多，但招募、组织、接运、都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困难也有不少。船户们顾虑重重、游移观望，不敢贸然应雇。
　　尚得勒派人鼓动河丁、水手，不但在各地寻衅滋事，还闹到了位于苏州的江苏巡抚府，不断喊着“官府停了河运，我们怎么生活？”，“我们要饭吃！”等等。
　　陶澍出来对大家说：“乡亲们！你们这么多年的苦还没受够吗？夏顶烈日、冬冒严寒，在拥挤堵塞的运河上寻找生计，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累，还要受层层盘剥，赚不到什么钱！海阔天空，男儿志在四方，为什么不出去走走，多看一看，为什么总抱着那连船都走不动的运河，生活日下，而不知道想想其它办法呢？”
　　“有什么办法？请大人指点条明路吧！”有人在下面问道。
　　“漕粮海运是大势所趋，你们如果愿意，完全可以到海上去做水手，离家是远了点，也要吃辛苦，但不会有陋规盘剥，能赚些钱，你们愿意的话，现在就可以报名。想回家种田的，各县也会组织免除部分税款，一定会给大家生计的。乡亲们放心吧！”
　　“陶大人说得对！我们听陶大人的！”可儿、吴天明知道有水手到苏州闹事，特地带了些人赶了过来。
　　水手闹事很快平息了下去，还有不少人报名海运，正好也解决了人手不足的问题。陶澍感谢可儿、吴天明，并将此事写信告诉了英和。英和知道后十分高兴，可儿不但平安过得不错，还知道为老百姓做事，为父母官分忧，想必不会只想着为父报仇的事了。
　　陶澍亲自到上海，发布《筹办海运晓谕沙船告示》，承诺对运粮商船免税、优价、奖励。陶澍还借复勘苏淞水利之机，到上海附近勘察，又亲自组织漕粮交兑。陶澍经朝廷批准后，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督办，主管漕粮交兑、雇募商船等事宜，由江苏派员管理，在天津设立分局，由朝廷派员验收。
　　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的漕粮占全国的近一半，达160万石。初改海运，首途上海，因此漕米的集中、验收、保管、损耗、上船、运送等，均有改变，出现了新的困难。陶澍制定了《海运章程》六条：酌给沙船耗米；专责赔偿船损；验米交米均由派遣大员直接经理，不许羁累、延误船只回南二运；沿海水师会哨巡防，保护海运；分级奖励商船；调剂军船。章程对海运作了通盘安排，既保障了海运安全、漕粮质量，又照顾了船户、水手、旗丁的利益。
　　陶澍还深入实地，查阅记载，调查访问，选择出海口。陶澍还亲自参加试航、察看水势、探明深浅、查看地形水情，对航线进行认真考察，绘制出了《海运图》，确立了最安全、最快捷的航线，将4000多里的航线分为六段，并对沿途经过的地名、里程、岛屿、水势、水深、水位、水色等做了详细的一一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