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那个秋天，当燥热伴随着偶有的小雨洒落在这座小山村的时候，夜晚的露珠把王家的柿子染成了金黄色，把李家的核桃打落在地上，把我家的卷炮声隔档在了即将天亮的鸡鸣。
　　秋老虎的斜阳往往在放学的时候把我们跑步回家的身影拉得老长，等待着我们的依旧是做不完的作业，穿不完的炮引，蚊虫的叮咬与夜深人静时，老鼠啃食玉米的咯吱。
　　那年，我二年级。
　　那年，我赶上了集资办学。
　　那是一个周六的早餐，太阳敷衍得照耀在村落上空，有些迷雾，有些阴沉。早早接收到通知的父母很早就拿着工具去了学校。
　　我和哥哥也跟着去了，主要是为了凑热闹。
　　去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有人开始组织分配工作。
　　操场上，那些已经被践踏了快一年的石灰袋子已经被重新收集在了一起，有叔叔往石灰里倒水，不算灼热的水雾偶而从“咕噜”冒着的气泡中窜起。也有贪玩得小孩穿着筒子鞋踩在里边玩耍，我和哥哥没去，因为我们知道石灰水如果溅到眼睛里会变瞎的。
　　“我可不想瞎，我还没见过外边世界的美女”。
　　这样清新脱俗的想法竟然一时从我的脑海里升起。
　　不多时，该来的人也来齐了，操场上满是人头涌动。
　　这些人头大多数是不太愿意交每个学生20元钱的人，而我父母也在此列。
　　学校的政策规定，如果家里有小孩在这个学校上学就需要每家每户上学的人交20元/人的钱用来采购重建学校的费用，操场周围堆积的水泥，砖头，石块是对那个时候相对有钱人优越感的诠释。
　　我父母自然不愿意花费20元/人的费用去诠释这种优越感，因为这样的费用足足需要我母亲在砖厂上工作两天。
　　所以，我和哥哥一共花费了20元。
　　父亲过来是帮忙的，母亲来是抵工的。但这似乎也不用说。
　　村里头都知道我父亲泥瓦活不错，因此，即便是为了这种虚荣，我父亲也还是来帮忙了。
　　父亲主要负责瓦房楼顶瓦片的翻新。
　　只见父亲轻车熟路得踩着梯子爬上了楼顶，由于腿脚不便，半蹲在楼顶的样子像是一头蛰伏的雄鹰。
　　下边的叔叔手脚麻利的从小推车中抽出两块瓦，双手端着瓦块，开始向上抛起。
　　瓦片径直飞上楼顶，被我父亲牢牢抓在手里，然后轻飘飘得卸去缓冲的力量，安安静静得躺在了瓦楞之间。
　　就这样，集资办学的序幕缓缓拉起。
　　不算大的操场上，起码有四五十个忙碌的身影以及七八个驻足观望的小学生，其中就包括我和我的哥哥。
　　操场上有推着小推车拉砂浆的，有推着小推车运输铲掉的草皮的，有拉着小推车搬运砖头，石头的，有拿着铁锹翘起埋在深处石头的，有扔瓦片的扔砖头的，有铺设水泥地板，刮腻子的。有用墨水涂在平整黑板上的，有扛着崭新的桌椅满头大汗却又乐呵呵的，有蹲在水池旁洗菜做饭的，拿着刀正在杀鸡的，杀鸡的正是我妈妈。
　　似乎除了动工时燃放的是我家的炮仗之外，我家唯二的资源便是父亲和老公鸡。
　　父亲算个技工。
　　公鸡就是公鸡，可以杀了吃肉。
　　于是，忙碌了一天的傍晚，鸡肉的香气足以抚慰劳动人民心中的煎熬。
　　夜晚，作为村里菜队一员的母亲端上了白白的大米饭。
　　大伙们开始喝酒吃饭，开始划拳，开始叫骂。
　　我安静的坐在母亲的身边，身材有些矮小的我很难凭借筷子够到我座位对面的饭菜。
　　那时候的我已经有些乖巧，并且学会了称呼村里的人“婶婶”和“伯伯”。
　　一个桌子上做着七八个成年人，挤了三四个小孩儿。还算是松散，吃得还算是开心。
　　一天的工作完成，饭中。
　　周校长满脸堆笑，向各位家长倒酒。庆祝这重修的学校。
　　周小美也俏生生的跟在校长身后边，俨然一副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模样。
　　然后，周小美遇到同班同学的我，有些羞赧，脸上挂着浅浅的笑意从我身边经过，那时的我是天真的，但，打心底觉得她很美。
　　重建的学堂很快便投入使用，操场上已经被整理干净。有些老师扔在带领着学生在上边跑步，把部分不太坚实的黄土踩得瓷实。
　　一二年级的教室被分开，单独两个年级的教室都装了黑板，虽然仍旧是水泥上吐了墨汁的那种，但至少在写拼音的时候，用长尺子可以画出平整的“四线三格”，在四线三格上可以写出不用断裂的拼音字母以及声母韵母。
　　教室的桌子是新买的那种带有红漆的桌子，一个桌子依旧是两个座位。
　　我已然忘却了小学时候同桌的名字，但仅仅是这个小学。
　　于是，幸运的我赶上了集资办学制度的落地。
　　二年级，我有了崭新的课本，也有了写字的铅笔。有了可以削铅笔的笔刀，也有了可以擦掉烦恼的橡皮。
　　于是二年级的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留在学校。
　　留在学校是为了做作业以及不想回家。
　　因为我知道，回家意味着有着穿不完的炮引。
　　因此，放学后的我常常会跟着同村的小孩子在水渠里摸青蛙，把裤腿扁到膝盖处，拿着个竹棍子去水渠里抓青蛙，抓到的青蛙往往都被年长一点的同学抢走了，偶尔带着一两只回去，把皮剥了，撒点盐，放在火上烤，那扑鼻的香味，连因为打湿了鞋子被母亲打得伤痛都会忘却。
　　贪玩是人的天性，但玩耍归玩耍，作业还是要在第二天被收起来。炮引还是要在睡觉前被穿完。
　　少年时代，活得竟然有点像个机器。
　　日子，一日复一日，年轮，一年复一年。
　　在重建的校园里，似乎每个小孩都在拼命得学习，而我和哥哥是例外。
　　我们的家庭原因注定着我们不能像其他小孩一样。
　　因此，我们学习不用拼命。
　　随便学学的我们成绩也依旧能排在前面。
　　于是书读得越来越多，炮筒卷的越来越多。
　　我的家庭状况也更加好转。
　　吃得起大米饭，也吃得起面条。
　　虽然过年依旧有着很小的机会得到新衣服，但偶尔的时间会得到堂兄穿过的旧裤子，那时候，很是满足。
　　春天的时候，我和哥哥会去村里茶厂去采茶，要采整整一个春天的茶才能在夏天攥够买得起两双凉鞋的钱。
　　虽然整个夏天，爱玩水的我们，一双凉鞋不足以度过。
　　但我和哥哥早就从父亲那学到了修补凉鞋的方法。
　　把从河里捡来的他人穿坏了得凉鞋的胶皮用剪刀剪下来。
　　然后把一根筷子粗的铁棍前端用锤子锤成扁平状，放在生火做饭的灶台里烧红了。
　　然后把自己脚上穿得有断裂的地方用烧红的贴片烙上，然后把刚才剪得合适的形状的胶皮贴才断口处，再用烧红了得贴片烙。
　　米饭的饭香伴随着烧红的铁片烙在胶片上的刺鼻味儿，充斥着我们少年的夏天。
　　等到冬天的时候，我和哥哥去深山老林里收集花栗树的叶子，以及构叶树的皮。这两种东西都是可以去镇上供销社卖钱的。
　　一个冬天的时间，我和哥哥能攥下买钢笔和毛笔的钱。
　　毛笔是给我买的，因为我从小喜欢写毛笔字。
　　钢笔是给父亲买的，因为父亲喜欢写钢笔字。
　　就这样，我上到了三年级。
　　忙碌的课业生活以及家庭劳作似乎让我和哥哥跟同龄的孩子比起来缺点什么。
　　也许是孩子的生动活泼，也许是我俩的土里土气。
　　我和哥哥的性格都变得有些羞赧起来。
　　有些时候甚至有些麻木，自闭，甚至不敢跟人说话。
　　去镇上买铅笔的时候，哥哥带着钱，带着我。
　　我开口问售卖的阿姨。
　　哥哥决定买不买。
　　我和哥哥还经常偷偷拿着几毛钱去镇上买冰棍和麻辣皮。
　　冰棍里头甚至有时候还能吃出小虾米。
　　麻辣皮是真的好吃。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知道了家附近五公里内不止有后川小学。
　　还有前川小学。
　　而这个年龄是我9岁的时候。
　　我上完了三年级，九月的我将要去上四年级。
　　而这个耗费了多人心血集资办的学校莫名其妙得从我儿时的记忆力消失了。
　　据说是国家出了新政策，评测出后川小学的师资力量无法满足继续开办四到六年级的水准，也有人说集资办学那些收集起来的资产被周校长贪污了，然后被举报，周校长摊上了官司。
　　至于后来如何了了，我至今也没有弄明白。
　　我只记得，当我上到三年级的时候学校倒闭了。
　　四年级，我们都去了镇上的小学念书。
　　四年级，我认识了很多优秀的小伙伴。
　　三年级之前的记忆力，我记得的同学不多，有着长得好看的周小美，有着作为班长的汪龙军，有着欺负我然后送我书本的茶厂之子蔺鹏，以及我们班学习老排在我前面的陈树茂。
　　后川小学，在我上完三年级后正式宣布倒闭。
　　我进入了崭新的学堂，认识了很多人，很多存在记忆里的人，那是故乡的人，那是故乡的事儿，那是如今漂泊的念想，以及遥不可及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