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三变是在1001年结婚，他丈人是父亲在汴州的故交，那时他还只有17岁，未经世事，娘子美艳且贤惠，。柳娘子很美艳，身材很好：宫腰纤细，如描似削身材很妩媚，举措多娇媚，占得人间，千娇百媚；冰雪聪明，兰心蕙性；很体贴他人：新婚之夜，怕夫君应酬太累，不图自己快活，让柳三变先休息，与解罗裳……却道你但先睡。
　　柳家书香门第，官宦世家，父亲又官制御史大夫，也担任过地方官，财富还是有点，南唐官员大多奢靡，在任搜刮民财，是常事。百姓生活虽未到名不聊生的地步，也说不上富裕。南唐是五代十国时期经济文化繁荣、科技进步、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对后世宋朝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里长编累牍说下南唐事，主要是柳三变在这个环境长大，他早期接受的教育来自南唐，只是后来北宋吞并南唐疆域，原南唐子民才全部成为了大宋百姓。柳三变身上，留有太多南唐文化的影子，这些，后来影响了他的一生。
　　南唐最盛时幅员三十五个州，大约地跨今江西、安徽、江苏、福建、湖北和湖南等省的一部分。人口约五百多万，为中国南方的经济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
　　南唐立国后，烈祖李昪以保境安民为基本国策，休兵罢战，敦睦邻国，甚至于当吴越国发生大火，宫室铠甲几乎烧尽，将领们纷纷建议乘机攻取，扫除后患之时，他仍然坚定地不施侵略，还让使者送金币前去慰问。同时结好契丹以牵制中原政权。江南地区于是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和平，社会生产逐渐复苏并迅速发展。同时，政府轻徭薄赋，劝课农桑，鼓励商业。商人以茶、丝与中原交换羊、马，又经海上与契丹贸易。在手工业方面，南唐的纺织业、印染业、矿冶业、制茶、造纸、晒盐、造船、金银陶瓷、文具制造等，均有突出成就。不仅产量高，而且工艺精细，涌现出许多名产上品。。
　　烈祖的“息兵安民”国策，造就了江淮地区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南唐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同时，南唐也是一个艺术的王朝，它在文学、美术、书法、音乐等诸方面都取得了卓绝的成就。李昪设太学，兴科举，广建书院、画院。安定、富强的南唐，成为饱经战乱沧桑的文人士大夫理想的栖身之所。江北士人多流落至此，“儒衣书服盛于南唐”，“文物有元和之风”。“北土士人闻风至者无虚日”。南唐的社会文化之盛，在五代十国甚至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割据政权中都是绝无仅有的。军事方面，李昪坚持自守，为时机成熟攻时中原不受邻国牵制，因而不轻易与邻为衅。
　　北宋建隆二年（961年）李璟驾崩，因其长子李弘冀已亡，其六子李煜（初名从嘉，937-978）继位，复都金陵。此时的南唐国内政治、社会矛盾积重难返。经济上，自淮南战败后，南唐每年要向中原缴纳高额贡奉。
　　南唐原先地跨长江南北，江南北之间的经济有互补性，如江南乏盐，而江北产盐。而失去淮南后，南唐失去了重要的盐产地，自此要花巨资向中原政权买盐。财政因之日益窘迫，使南唐政权不得不加重赋税，以至怨声载道。南唐辖境之的人民对李后主时期繁重的赋税记忆深刻，直到北宋统一之后许多年，还在提起当年的南唐连鹅生双子、柳树结絮都要课税。南唐后期的政治也日益混乱。
　　随着新主登基，朝廷内部新一轮的党争开始了。当宋军从周围步步紧逼时，南唐仍陷于周而复始的内争中，人心涣散。李煜善文词，工书画，知音律，但不通晓政治。
　　唐末兵燹使淮南成为重灾区，扬州被坏尤为惨烈。昔日繁华都市，“城中仓廪空虚，饥民相杀而食，其夫妇，父子相牵，就屠卖之，屠者刲剔如羊豕”。不仅城中，“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圜辐数百里，人烟断绝”。在南唐经济发展中，随着农业经济重心的南移，以水稻种植为主，麦、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种经营为辅的新格局在江苏地区逐渐形成。南方优良作物品种北上，蔚成大势。江南地区是稻米之乡，光州、扬州、泰州、楚州和泗州等地，南唐时已广种稻米，不仅产量提高，品种也得到改良，泰州的香粳就很有声名。北方传统优良品种南渐势头也有增无减。在江南地区，北方的小麦已普遍种植，出现了“极目青青垄麦齐”的景象。桑树栽培遍及江淮，故有“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之谓。
　　茶叶的生产以光州、扬州、常州和润州的茶园闻名于当时。宜兴产茶历史久远，“阳羡茶”向为江淮名品，早在三国孙吴时代就驰名江南，当时称为“国山茶”，后来又有“阳羡贡茶”，“毗陵茶”，“阳羡紫笋”和“晋陵紫笋”等称谓。唐肃宗年间，列“阳羡紫笋”（阳羡紫笋因鲜芽色紫形似笋而得名）为进贡珍品，茶圣陆羽认为“淮南茶，光州上”，阳羡茶“芳香冠世产”，可为贡品。常州刺史李栖筠采纳了他的建议，即在鼋画溪旁造起茶舍，每年采制茶叶万两进贡，品饮阳羡茶成为风行的时尚。南唐时“阳羡茶”依旧为名茶，后随着产茶区域的南移，产于建州的京铤茶渐渐取而代之，成为贡品，朝廷方罢“阳羡茶”。在南方国家中，南唐对于农业的开发最具力度。其时，皇家府库充盈，“凡积兵器，缗帛七百余万”。国家农桑之盛，前所未有，农业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南北无出其右者。在正确的政策之后，兴修水利对于地处江淮流域的南唐政权，是开发南方，改善生存环境和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第一要项。以水稻种植为主，麦，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种经营为辅模式的渐渐成型，标志农业经济重心南移新格局在江苏区域形成，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活动渐渐这才显示出新鲜的活力。江南农业在商业过程中扬长避短，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种植经济作物，开展多种经营，使南方较早地出现了农业商品化似的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商品化的植入，才使南方农业的发展有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较高的平台。
　　杨吴时以纺织品输税，极大地刺激了纺织品生产，及至南唐，盛况空前。润州的方纹绫，水波绫，技术高超。民间机杼普及，织工无数。不少人技术过人，不仅在南唐境内做工，而且在邻国也有分布。润州的锦工享有盛名，润州人徐绾在杭州发动叛乱，城中有三百余锦工，全是润州人，钱鏐长子元瑛恐怕他们参与徐绾叛乱，宣布“王令百工悉免工作”。南唐官府里设有作坊，品种众多，数量也很大。
　　升元初，许文武百僚观内藏，随意取金帛，尽重载而去。可见国库藏量之巨。对封官的奖赏，也多奖励帛品。监察御史张宪上书，李煜“赐帛三十段，以旌敢言”。纺织业不仅是一种手工业品种，而且是国家管理中的重要物质基础。南唐升元三年（939年）诏书规定，“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李煜崇佛，施事寺院亦多丝帛，可见南唐丝织品的富余存量。
　　淮南扬州和楚州是古代主要的盐业产地。扬州以江都、海陵著名，楚州以盐城、涟水产量最大。尤其是扬州，地处南北通衢，自古盐商巨富云集，为全国盐业集散中心，唐代已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南唐立国后，以盐业为重要资本，制盐业成为江淮社会经济的大宗。南唐升元元年（937年），南唐改置泰州，置海陵监，加强了对盐业的管理。又在楚州设置盐城监，“管盐亭百二十三”。至北宋统一，盐城“岁鬻四十一万七千余石，泰州海陵盐如皋仓，小海场六十五万六千余石。”淮南盐利在南唐统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致后周南征取得南唐数州后，南唐盐场尽失，经济遭到沉重阻遏。李璟上表称愿意“尽献江北郡县之未陷者，……岁输土贡数十万，而乞海陵盐南属”，周世宗“不许”，但是，为了进一步控制南唐，同意“岁给赡军盐三十万石”。从此，盐业成为后周政权牢牢节制南唐的一个经济筹码。
　　南唐地处江淮水乡，湖泊纵横，造船业十分发达。唐朝后期，官府的造船业由于管理不力渐渐萎缩。杨吴与南唐时期，扬州、金陵等地是重要的造船中心，官府设置造船工场，建造各类船只。濒江临淮的地理环境，使生活视野渐渐开阔的人们扩大了生活范围，商品经济萌芽后，日常商旅贸易，生产生活需要船只开辟水路交通。比如南唐与契丹进行海上贸易。南唐升元二年（938年）契丹“持羊三万口，马二百匹来”，交易规模如此之大，若在陆路阻断的情况下，需要怎样的船只运输可以推知；二是随着漕运特别是盐业的发展，造船业重新出现兴盛的局面，沿海盐场的成品盐，都要输送到集散地，船只是首选的运输器具；三是出于战事的需要，直接促使南唐造船业兴旺起来。后周在大梁设立造船基地，南唐面临战争威胁，加紧了造船竞赛，既能建造硕大无比的战船巨舰，又能建造短小灵敏的侦察轻舟。从周显德三年（956年）到显德五年（958年），双方水师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较量，从文献里屡见不鲜的“皮船”，“橐船”等名称里，可以想见当时双方造船业的发达程度；四是出于外交航海的需要。由于南北交通的阻断，南唐不得不寻求向外发展。譬如南唐与契丹交好，就是为了对付中原政权开辟了海上航路。又如出于军事考虑从占城进口“猛火油”，再将此油运送到契丹，没有巨大的运输船只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南唐还与新罗、高丽、大食等国家保持联系，如此航程也需要高超的造船技术做保证。
　　澄心堂纸是五代时期的名纸之一。南唐后主擅写诗词，喜欢收藏书籍和纸张，为此将金陵官府的一幢房子命名为澄心堂，作为作诗藏书之地。南唐后主还特地令四川造纸工匠来到澄心堂，仿照蜀纸制成一种质地优良的新纸，并命名为“澄心堂纸”。因为澄心堂纸的质量非常好，以至一纸值百金，是纸品中的佼佼者。此后宋朝、清朝也都学习南唐的技术，生产并使用了这种纸。
　　江苏地区濒江临海的优势，使南唐统治时期的手工业既有十分浓重的区域色彩。宜兴归迳一带发现的晚唐五代青瓷窑址，反映江南一带的制瓷业，无论胎质，釉色，造型还是文饰，都别具一格。南唐扬州蜀岗茶，常州紫笋茶闻名于世，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制茶业在南唐兴盛起来，南唐仅官府就有茶叶坊38处之多，专门生产高级茶品，供皇家和贵族使用。民间制茶作坊更多，境内私茶作坊有1000多处。南唐的造纸业中心在皖南，但据《江南通志》记载，当时六合县曾设立“纸务”，今六合浮桥南一带尚呼为“纸房”。由于李煜钟好宣纸，在池，歙二郡和金陵都有专门机构造澄心堂纸亦是可能的。有人从民间传说考证，宣纸中的“白鹿”品种，就是在南京制造的，这种纸即是为了纪念一位从宣城到金陵造纸名叫白鹿的青年而命名。另外，扬州、润州的金银器和铜器制造堪称典范，据传李煜特命工匠打造高达六尺金莲，令宫女窅娘立于莲上，缠足翩翩而舞。
　　在相对分割狭小的空间里，各国特别是南方各国国用严重不足，因此普遍重视招徕商贾、经营商利，征收商税，以充军国用度，商品交换空前活跃。在江南农业和各种经济行为商品化过程中，城市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表现为政治功能逐渐淡化，经济功能渐渐增强。
　　南唐自然条件的多样化，带来了物产的丰富性，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使南唐在商业活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成为各国商茂的中心。南唐与中原划淮水为界，双方贸易活动多通过寿州进行，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茶和帛，主要换取羊和马匹。海外贸易是南唐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扬州是重要的港口，从这里出口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占城、新罗、高丽，远至大食等地。各地的消费品也从海外输入南唐。在太常博士陈致雍的《奏番国使朝见仪状》中，提到了“占城国献驯象”；“元宗时，海国进象数头，皆能拜舞山呼”。商业活动给南唐带来了充足的社会财富，直接拉动了经济发展，《钓矶立谈》说“于时，中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丰采”，并非溢美之辞。反映在政治上，南唐成为在十国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南方大国。
　　南唐的商业活动带来了城市近代化的最初信息。金陵、扬州、润州等成为中国古代较早感受近代氛围的区域城市先驱。城市是商业活动的产物，金陵、扬州等江淮城市的兴起虽历史久远，但在长期发展中由于缺少突变的基因，发展速度相当缓慢。究其原因，是城市商品化的程度远远不足以推进城市的脱胎换骨。不能说南唐完成了这个使命。
　　新型的经商场所不断出现，商品交易多方位化的趋势，延展了商业时空。唐代大城市实行坊市制，到了南唐，金陵、扬州、润州等大城市都有专门的商业市场。金陵城内的坊市多集中在城南地区，郑文宝在《南唐近事》中曾经提及的“鸡行”，是南唐的闹市区，宋《庆元建康续志》说此地“自昔为繁富之地，南唐放进士榜于此”。又云，“戚氏《续志》云银行，今金陵坊银行街，物货所集。花行，今层楼街，又呼花行街，有造花者，诸市但名存，不市其物”。这些坊均为手工业作坊集中地，所谓银行，就是金银器加工场，花行是专门制作装饰用花的地方。随着交换量的增加，一些自发的新的经营场所开始形成。润州紧临长江，南唐有诗赞金山江面：“淮船分蚁点，江市聚蝇声”。江边有市，显而易见是为了适应江上往来船只增加的需要而形成的，已经不受到固定地点交易的限制。徐知谔在润州任团练使时，曾经“作列肆于牙城西，躬自贸易”。也显然不在城中规定的贸易之地，这种近乎“偷偷摸摸”的交易受到了徐温的批评。这同时说明，由于利润丰厚，象周宗这样的开国显贵经商，象徐家这样的重臣，都卷入了商品交易的潮流之中，应是大势所趋。不但城市里商业繁荣，农村里也商机多多。草市，圩场很是兴旺，不少圩市升为县或者置为镇，如新置海陵东洲镇，清江，海陵，如皋等升为县，泰州则升为州，成为江北重镇。说明商品经济的萌芽已经向沿江乡间集镇转移，具有了一定的广度，成为城市商品经济的扩展与补充。
　　南唐重商及商业的活跃造就了一个庞大的富商阶层，他们甚至与士大夫共同执掌国运，开历代风气之先。南唐开国元老周宗，“既阜于家财而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国羊马”，成为政客与富商双料货。其交易规模巨大，闻于中原，以至周世宗兵谋渡淮时，竟想出了将士兵蒙上羊皮，伪为商旅的计谋。大商人的囤积居奇，一度使南唐财富集中到了商贾手中，李煜即位之初，国库储备不足以向宋进贡，不得不从金陵富商那里购得绢品以充贡物。宋灭南唐前的金陵之役，到瓦棺阁避难的尽为“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商人与士大夫比肩于南唐的社会生活中，并对国家施加影响，南唐以往见载不多。著名的李平改制，正是因为受到了豪民富商的抵制才以失败而告终。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富商地位的上升本质上是商品经济萌芽的积极表现，是我国经济重心南移过程中出现的新气象。虽记载无多，但我们还是能从有限的文字里捕捉到了这一讯息。
　　城市特殊消费群体的出现，增强了城市的消费能力，为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相对庞大的阶级基础。江淮古代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员及其家属，军队，部分商贾，城市手工业者等，随着南唐在金陵建都，随着经济与文化重心的南渐，一大批皇家政要及其家属，经营盐，茶暴发的富豪，北方南下的士大夫，文人墨客以及歌女等成为金陵及其周边中心城市新的消费阶层，他们人数众多，经济能力雄厚，其生活状态影响着城市的消费习惯，对江淮区域的城市经济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宋人董逌《广川书跋》云：“江南当五代时后，中原衣冠趣之，以故文物典礼有尚于时，故能持国完聚一方。”宋初王禹偁也说，“于时宦游之士，率以东南为善地，每刺一郡，殿一邦，必留其宗属子孙，占籍于治所，盖以江山泉石之秀异也”。南唐正是这样，象韩熙载，卢文进，江文蔚，高越等，尽为北人，家眷人等动辄以百计。吴越兵临润州城下时，守将刘澄与驰援的卢绛有隙，卢绛对一裨将杀之未决，刘澄意在投降，乘机要裨将先出，裨将曰：“奈家口在都城何？”刘澄曰：“事急，当为身谋，我家百口，亦不暇顾矣。”主帅与裨将的家眷都在金陵，且人数众多，推而论之，整个金陵应在一个不小的数字。南唐重科举，境内举子集中到金陵，有的长期滞留，成为又一个消费群体。卢江人伍乔，来金陵参加春试，“是岁同试数百人”；宣州人舒雅，“保大时随计金陵”，得到韩熙载的赏识；泉州人康仁杰，也“易儒服，至金陵”；潘贲“五举犹为白丁”；而邱旭“凡九举而曳白者六七”。南唐重视书画艺术，我国最早的画院就出现在南唐，顾闳中，周文矩，徐熙，卫贤，王齐翰等一大批画家，活跃在画坛，他们与冯延巳等文豪才子组成了庞大的文人群体，这些人与官僚，贵族，富商聚居一处，使金陵平添了别样的脂粉繁华之气。一部分需要纵情声色犬马的消费者，则使唐代就已时兴的艺伎队伍不断壮大，她们既是一种行业，更是一个消费阶层。《韩熙载夜宴图》中的王屋山就是当时著名的舞妓。延英殿使魏进忠“造宅于皇城之东，广致妓乐”。
　　各类城市服务性行业的兴起，扩大了商品经济的外延，商品萌芽基础的系统化，从较高的经济平台上为唐宋之交的社会转型创造了条件。南唐讲究美食，仅李昪“其食味有鹭鸶饼，天喜饼，驼蹄餤，云雾饼”等。由于士大夫蜂拥南下，面点食品推陈出新，花样繁多，南唐的“建康七妙”，饼可以映字作劝盏，面能穿结带，就连混沌汤也能注入砚中，堪称神奇。服务行业进一步细化，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增强了城市的功能与活力，有叫周则的，年轻时以制伞为生，李煜尝问及此事，答曰：“臣急于米盐，日造二伞货之，惟淫雨连月则道大亨”。
　　杨吴时期的社会风气就由尚武向文治转变。南唐建立之后，延续了杨吴尚文的社会风气。南唐三代国主本身都喜好文艺，具有极高的文化素养，而且礼遇文士，倡导文治，推行了一系列发展文化事业的政策。在文教方面兴建学校，鼓励私学，倡导学风和推行儒学教育；倡导文学和艺术；搜集、整理文献图籍和编撰典籍；实行科举取士，大力招揽人才，重用文士。
　　五代十国是词的重要发展时期。西蜀和南唐词人较多，水平也较高，从而成为两个中心：西蜀有韦庄、欧阳炯等人，他们的作品后来由赵崇祚等收入《花间集》；南唐有冯延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等人，李璟父子的作品，后人集刻为《南唐二主词》。李煜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词人。晚唐五代的词大都是描写统治阶级的享乐生活，题材庸俗，境界狭窄，风格柔靡。花间派的作品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李煜前期的作品也是如此，但他在国亡被俘以后写的词，或慨叹身世，或怀恋往昔，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把伤感之情写得很深挚，突破了晚唐以来专写风花雪月、男女之情的窠臼，在内容和意境两方面都有创新，为北宋词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